当地时间11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届缔约方大会（COP30）在巴西亚马逊雨林地区帕拉州首府贝伦开幕。这次贝伦会议被寄予厚望，也被各方称为“执行会议”。过去十几年的气候谈判，主要精力都花在建立完整的规则体系，特别是《巴黎协定》的细节上。随着这些政策在 COP26（格拉斯哥）等地方基本敲定，该进程自然会进入下一阶段：采取我们同意做的事情并实际执行。 COP30正处于从“纸上谈兵”到“实际行动”的转折点。承诺的资金闸门能否为脆弱国家打开？资金的落实是检验COP30能否破解“难题”的第一块试金石。尽管去年 COP29 达到了动员至少 1.3 万亿美元气候资金的目标到 2035 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融资，由发达国家牵头筹集 3000 亿美元的主要承诺，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仍不明确。如果说COP29的重点是“设定目标”。那么，COP30的任务就是“画一条路线”——勾勒出资金如何从承诺国家流向最脆弱国家，以及如何确保从巴库到贝伦的1.3万亿美元路线图的公平实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一级巡视员孙震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在气候变化中，“资金”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也存在不少复杂的误区。发展中国家强调融资及其公共渠道（给予）、加法、创新，比如原来每年1000亿美元，现在承诺3000亿美元；发达国家强调融资（financing），来源于动员（mobilization），包括市场渠道，比如几万亿美元。另外，发展中国家强调资金流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却没有提及此事。发展中国家强调，提供资金是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法律义务。这一变化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外，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是发达国家尚未完全履行其气候融资承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0月29日发布的《2025年适应差距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的资金变化将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减少到2023年的260亿美元。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3100亿美元至3650亿美元。用于环境适应项目。如果包括减排、能源转型等其他气候相关行动，实际所需资金会更高。孙震指出，希望COP30更加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作为会议资金的使用者和贡献者——而且，中国社会关心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结合数字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大量赠款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行动报告。通过数字化，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碳数据可以成为碳资产，可以盘活企业经济。钴这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自适应警察”吗？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并很快突破1.5摄氏度的温控红线，全球适应中心（GCA）发出警告：气候变化适应不能再作为气候行动的第二支柱，而必须成为当前全球变暖与可持续未来世界之间的桥梁。 COP30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适应性警察”。会议计划正式启动“全球适应目标”（GGA）指标体系，评估各国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进展。它还强调适应从“可选”向“必要选择”转变，推动其成为气候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孙震表示，“全球适应目标”（GGA）指标也是今年COP30的重要亮点之一。与减缓不同，气候变化适应很难用单一指标来衡量，而且其目标可包括数百个具体指标。关键不是这些目标能否准确实现，而是通过设定目标，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他还强调，国际社会必须摆脱“适应没有经济效益”的误解。推动适应工作，必须打破“适应没有经济效益”的传统观念，引入商业资本，发展气候保险等金融工具，让适应行动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减少灾害损失是一种“效益”。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2035国家定额缴款专班负责人柴启民向新京报零碳研究所表示，今年的COP30特别强调了目标和更大目标的重要性。实施的重要性。资本的实施方式、技术和能力建设是实现强目标的载体和途径，需要高度重视。此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要并重。目前，全球气候资金只有约10%流入适应领域，这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气候风险不匹配。中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年损失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七倍。我们主张适应资金加倍、持续增长 全球盘点后能否建立“强化”行动机制？ COP30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是将《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后的雄心转化为具体行动。 2023年迪拜COP28达成的“阿联酋共识”首次呼吁各国“摆脱化石燃料转型”，但这一定性共识仍然需要各国通过更新的确定捐款（NDC）来实施。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各国必须在2025年提交新一轮NDC，覆盖范围至2035年。因此，COP30被视为主要的“中途加油站”。柴启民指出，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CC最新评估报告）的结论，世界需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才能满足巴黎气候控制目标。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能一刀切。发展中国家普遍晚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就要求发展阶段较早、历史排放量较高的发达国家早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大多数发达国家仍以2050年作为碳中和时间。如果真是这样，世界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方面将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敦促发达国家在提交COP30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展现出更大的雄心和实力，引领深度减排，尽快实现碳中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留下必要的空间。 11月3日，我国新一轮NDC提交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官方网站。伴随着今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的承诺，我国气候承诺计划已经实现了“到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峰值下降7%-10%，并将努力做得更好”的目标。这一目标体现了我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进程，特别是向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纳入气候目标转型的坚定决心。这标志着我国气候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向国际社会充分释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黎协定》的决心和责任。孙震强调，中国对气候行动的贡献不仅仅是资金。通过技术创新，中国大幅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让世界资金都可以开发清洁能源项目。这本身就是全球气候融资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从格拉斯哥的规则手册，到沙姆沙伊赫的基金损失和损坏，再到巴库的融资目标……今天，在亚马逊雨林边缘的贝伦，全球气候管理列车已停在“执行”站。道路漫长而艰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宏伟目标与有限手段之间的财政差距、政治雄心与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都是“硬骨头”需要克服的问题。 COP30的成败将不再仅仅取决于最终决议案文，而是能否为世界注入“行动的动力”，真正开启巴黎协定信守承诺、重在执行的新十年。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编辑陶野校对王金玉穆翔